不要让共管基金变成盲盒
过去半年,昔日公募主动权益三大顶流,葛兰、刘彦春和张坤先后公布了名下基金的变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宣告了上一代明星基金经理的正式退潮。
4月,葛兰卸任了名下最后一只非医药行业主题的基金,将自己的投资视野重新收束到擅长的医药领域。
如果说这种聚焦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基金经理即便在大平台上也面临拓展能力圈的不易,那么随后刘彦春和张坤名下基金的增聘公告则宣示着,在公募的语境下,死死守在能力圈里面也未必是长久之计。
5月,刘彦春管理的四只产品先后增聘基金经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景顺长城鼎益,在柯海东加入共管后的很短时间内,便完成了近乎彻底的换血,重仓组合从一季度坚守的大消费完全转向二季度末的泛科技。
6月底,张坤名下独立管理的基金只剩下易方达亚洲精选,其余多只产品也转向了多基金经理共管模式。规模最大的易方达蓝筹精选,在增聘何一铖和杨思亮之后,白酒、互联网和医药的集中度显著降低,同时 AI 产业链在组合中的存在感明显上升。
说起来,三大顶流都是管理规模曾经触达过千亿级别的公募明星,但这几年也都颇有些无可奈何。
在千万双眼睛的注视下,他们显然不会随随便便出去参与那些热闹的拉斯维加斯调研,但就算一心只想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方向盘能在手里握多久,也是身不由己的事情。
面对遗留下来的数百亿管理规模,面对主动权益并不再像以往那么容易募资的大环境,把钱分出去给更多的基金经理,成为了行业里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尤其是多基金经理共管,开始成为大家改造现有大型产品的普遍做法。
然而,一个基金的命运,当然要靠基金经理们的奋斗,但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资本市场的七月风暴,像是一轮巨大的现世报,把本来应该交由时间来检验和评价的改革成效,不由分说地前置了。
七月风暴
7 月的全球 AI 行情大回调,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教你做人”,环太平洋谁也没饶过。
硅谷 24 岁的“AI先知” Leopold 从半年大赚 439 %,到杠杆爆仓之后被迫把 160 亿美金的持仓割肉卖给老登 Ken Griffin,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韩国因为仓促推出个股 ETF 在去杠杆行情里引发连锁反应后,目前剧情已经推进到了问责相关公务员的环节。
不过,这些也算是盈亏同源,是先起过了高楼,才遭遇了楼塌。未能置身事外的A 股科技牛大回调里,多的是更加时运不济的故事。
科创 50 在经历了激情燃烧的二季度之后,7 月随即下跌 25.90 %,创下有记录以来最大单月跌幅。创业板指也从上涨7.55%转为下跌23%,回撤仅次于2016年1月的熔断时期。
尤其是 7 月中旬,回调加剧,叠加公募二季报进入密集披露窗口,基民们一只手拿到的是上个季度接着奏乐接着舞的重仓组合,另一只手刷出来的是正在疯狂掉 san 的基金净值。
刚刚经历了人事变动的几大基金,方向盘还没捂热,净值曲线就调转了一百八十度。
中欧明睿新起点,回撤得很清晰。
代云锋毕竟是科技产业出身的基金经理,接手这个在组合配置上本就偏向科技制造的基金后,他更多是延续了自己产业配置的思路,在组合里进一步提纯了科技含量,这虽然导致净值一个月就回撤了 26%,但因为前面也赚到过这一轮科技的钱,所以基金年内还保持着正收益。
半路上车的景顺长城鼎益就有些难以名状了。
增聘科技背景的柯海东之后,景顺长城鼎益重仓组合被彻底换了一遍,一度在 6 月里坐着火箭一口气修复了过去两年多的回撤。但好景不长,7 月基金随即跟着科技股的调整进入自由落体状态,不仅单月下跌 27.65%,画出了一条很 A 的曲线,净值也一度录得“9·24”行情以来的新低。
短短两个月,持有人们一个犹豫,便是空欢喜一场。
易方达蓝筹精选的情况则更为复杂。
虽然相比前两者在七月科技风暴里的动荡,易方达蓝筹精选7月仅下跌 1%,相比之下波澜不惊。但平静的净值波动之下,仍然暗流涌动。
从二季度变动看,易方达蓝筹精选虽然保留了白酒、消费、互联网和医药的配置,但这些张坤的长期爱股,在集中度上出现了肉眼可见的大降幅,同时电子、通信、公用事业、交运和有色行业的配置提升,中芯国际和东山精密这些不太“张坤”的公司,第一次进入了前十大重仓组合。
由此,易方达蓝筹精选也进入一个难以被定义的阶段。
持有人的疑问也开始频频出现在社交媒体上:张坤对整个组合还拥有多大程度的决策权?新增的科技仓位由谁最终决定?三位基金经理是共同讨论、分别管理,还是按照行业划分责任?消费与科技的比例是长期框架,还是共管初期的临时组合?
波动或者不波动,都只是一时的。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当一只主动权益基金已经永久性地改变决策结构以后,基民有权利知道自己如今究竟还在持有什么。
关键是,这不仅仅是易方达蓝筹精选一个基金所面临的问题。
共管盲盒
7 月的极端行情,或许并不适合给这轮基金经理变更盖棺论定,但却在很大程度上暴露出了公募主动权益从“个人明星化”到“团队平台化”的进程里,还有太多的语焉不详。
根据wind截至8月5日的数据,在合并不同份额后,全市场14399只开放式公募基金中,有3686只基金由两名及以上基金经理管理,占比超过四分之一。
可见,在公募买到“共管产品”已经不再是个小概率事件。但同样是共管,内部的决策结构却可以千差万别。
它既可以是老师傅带徒弟,新人主要承担研究跟踪和辅助交易的角色;也可以是基金经理按照行业或者资产类别分工,各管一摊,各司其职;还可以是共同进行自上而下的分仓判断,然后各自执行买卖交易。
此外,还有一些更微妙的情况,比如老基金经理只是暂时留在名单里,等待一场不便明说的交接完成后,正式宣告自己的离职——比如,赵诣在离职前,与继任者共管了139天;丘栋荣是68天;高楠只有45天。到了2026年,任相栋最后一轮增聘距离其离任只留了9天。
但不论哪种情形,到了基金公告里,它们往往只剩下同一种表达:基金增聘某位基金经理,与原基金经理共同管理。
从行业发展的角度看,这套逻辑并不难理解。
依靠一位明星基金经理的流量,容易形成局部规模失控,也容易在人员离职、风格失灵时制造巨大的单点风险。把宏观、消费、科技和周期研究交给不同的人,或是让股票、债券各司其职,让基金经理在各自的能力圈里协同作战,理论上可以保障一个基金的下限。
但问题是,基民们常常能看到增聘基金经理完整的从业履历,也能分析他的能力圈和投资风格,但究竟多人共管会对基金之后的投资管理在多大程度上产生哪些影响,却往往是一个信息完全不对称的盲盒。
如果是行业分散,如何决定不同行业的权重,又如何进行动态调整;如果是共同决策,几位基金经理出现分歧时,谁拥有最后一票就非常重要;如果是为离任做准备,那么持有人面对的其实是一场并不充分知情的巨大变更。
这些模糊不清的地带,才是共管模式真正容易引发争议的地方。
当基金的决策机制发生变化时,持有人得到的往往只有一纸增聘公告。至于谁主导组合、如何分配权限、原有策略是否延续、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是否彻底变化,常常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
当行业走到了共管这一步,基金公司希望老百姓从“相信明星基金经理”,转向“相信策略和团队建设”,把规模留在平台上。
这种信任的转移,是有条件的。考验的不是基金经理本人的能力,而是基金公司的治理能力和对外沟通。
理想情况下,一个强大的公募平台也应该为基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至少要回答清楚:为什么要共管?具体如何共管?
但在现实世界里,基金公司常常把这些关键细节,视为内部的投研流程,甚至涉及组织机密,也总是有合规层面的条条框框,来限制这些信息被事无巨细地向外公开。
于是,在持有人眼里,当基金经理从一个变成三个,甚至五个,但又没有更充分的信息披露帮助自己重新定义和理解基金特性的时候,共管基金本身就变成了归因充满不确定、风格也许会漂移、经理可能还会走的超级盲盒。
尾声
共管基金不是洪水猛兽。
当公募基金告别依靠明星流量扩张规模的时代,从个人化能力走向平台化投研,共管几乎是一种必然。
只是,团队化也改变了公募主动权益的比赛方式。
过去的明星基金经理模式有许多问题,成败都在于相对清晰也简单粗暴的归因:业绩夯爆了,就是蔡经理;净值拉完了,就是经理菜。
就像网球比赛,郑钦文打出的每一粒球,不论是否有伤病、教练的影响,观众只在乎她本人的竞技状态和胜负结果,掌声与嘘声最后也都落在她一个人的身上。
共管之后,主动权益的赛场变成了足球场。
输赢很难归因,有时是前锋浪费机会,有时是中场失去控制,有时是教练排错阵型,有时是团队缺乏磨合,有时是裁判不够公正。
不同的是,对于球迷来说,一场足球比赛是公开透明的,但基金公告通常只公布球员名单,至于谁是排兵布阵的教练,采用的战术是在全员摆大巴搞极致防守,还是连守门员都要 All-in 进攻,观众却无从知晓。
这一切都让本就难以归因的共管基金,变得更加面目模糊。
去明星化不等于去责任化。团队制和大平台如何真正获得基金投资者的支持与信任,是公募基金的新课题。
00后流行用“奥德赛时期”来形容自己 20 岁到 30 岁这十年人生过渡期的迷惘——“好像不管干什么,都在失去另外一种人生,看上去似乎做了很多选择,却好像始终没有真正抵达什么地方[4]。”
没两年就要迎来自己三十周年的中国公募基金,又何尝不是在自己的奥德赛时期里——行业已经不再年轻,却仍要重新回答“专业机构和受托责任到底意味着什么”。
参考资料
[1] 面对突增基金经理,投资者该如何精准“解码”这波操作? 晨星中国
[2] 从2000%到爆仓,“AI股神”被击溃,本轮牛市“最大神话”落幕! 华尔街见闻
[3] 调研或混迹赌场与夜店,基金经理扎堆海外行谁买单,财新金融我闻
[4] 奥德赛时期:20+人生实验、漂泊与自我和解,@橘一橙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远川投资评论”(ID:caituandzd),作者:张婕妤,36氪经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