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偶像正在杀死年轻人的公共空间

在东亚，追星是年轻人唯一真正在从事的政治活动。如今，这个仅剩的公共空间也正在被剥夺。

2023年，Akio Kodaira在YouTube上推出新一代AI虚拟主播Shizuku，其后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宣布实现每秒90帧以上的实时交互式图像生成，奠定了新一代虚拟偶像技术框架。Shizuku也因此拿到了a16z领投、OpenAI董事会成员个人参投的1500万美元融资。

此后，虚拟偶像的商业化进程步入加速期：在韩国，首个AI K-pop男团muuo:23于本月出道；在中国，以方桃子为代表的AI形象正在以漫剧为阵地，扩展自己的影响力；英国人Craig Raybould打造了四人虚拟R&B女团Certain Call，半年时间YouTube订阅量从10万涨到200万。

后现代娱乐工业来势汹汹，正在剥离人在注意力经济上的最后一个环节。

【 把年轻人的公共表达关进笼子里 】

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后现代，所有制度设计者都在做同一件事：把年轻人的公共表达关进笼子里。

古希腊时代，城邦统治者们很早就发现，戏剧和辩论一样，都能在短时间影响公众情绪和决策。

在中国，戏曲同样承载了完全独立于朝廷和书院之外的表达体系，戏台上，才子佳人、三国演义取代了朝廷“君臣父子”的等级体系。

一出戏可以让几百个互不相干的人在同一个时间里留下相似的眼泪，涌起相似的愤怒，并在散场之后带走同一套关于忠奸、善恶和公道的判断。

这种力量让上位者恐惧。因此，把表演者归入贱籍，从而剥夺他们解释公道、评价政治和代表民意的资格，在东西方社会都被视为一种共识。

资本主义时代，这种力量同样让人势不可挡。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坛风起云涌，肯尼迪遇刺，嬉皮士运动与反越战浪潮，制造了事实上的“不抵抗、不合作”。

如何消解这种力量，成为了新时代的课题。好莱坞给出的方案是商业电影，即完全去公共表达化的商业内容，来代偿前者，即用一种每周都可以批量供应的代偿性白日梦，把几千万人的不满稳稳的安抚在座椅上，把这种能量转化成票房和消费行为。

这是资本对表演者政治力量的收编与驯化。时至今日，好莱坞的选择依旧是两党选举中决定性的力量之一。

而在日韩为代表的东亚国家，走的是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这条路径上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消费社会和城市中产阶级的发育速度远远跑在了政治参与通道的发育前头。这些社会在两三代人的时间里，制造出了大量受过良好教育、有组织能力、有强烈集体行动冲动的城市青年，却没有同步发育出足够多的合法渠道来安放这些冲动。

于是，社会自动向前或者向后寻找解决方案。向前即宗教，这也是日韩邪教问题频发的原因；向后即偶像工业和追星。

学院派认为，当代青年的追星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的复演。统一的应援色，统一的组织与纲领，甚至是成建制的舆论攻击与防御，本质已经是一套完整的政治选举组织模式了。

他们缺失的，只是一条通往公共议题的路径。而这条路，和上一个时代一样，被刻意污名化和堵死了。

【 虚拟偶像，堵上漏洞的最后一环 】

尽管现代娱乐工业已经高效执行了制度化消化青年精力，使其无力参与政治活动的历史使命，但是依旧存在漏洞。因为被推到前台的偶像依然是人。

20世纪80年代，电影明星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在韩国，曾经的艺人朴振英创立了韩国三大娱乐公司JYP娱乐。

种种迹象表面，但凡以人为节点，总有人可以通过原始积累，杀进公共议题设置的牌桌。

这也是为什么，每一轮偶像工业发展到顶点时，总会曝出这样或者那样的负面新闻，消灭偶像本身。说是巧合，不如说是制度设计即是如此。

但这种消灭本身，在资产负债表上是一种损失。

虚拟偶像应运而生。它是符合制度合计和资本运作的完美容器。

相比于上一代半成品，当代虚拟偶像具有以下特点：

1.建立在技术驱动之上。2023年，Akio Kodaira在YouTube上推出新一代AI虚拟主播Shizuku，其后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宣布实现每秒90帧以上的实时交互式图像生成，奠定了新一代虚拟偶像技术框架。

2. 完全脱离于人本身。日本彩虹社曾是虚拟偶像的代表性公司，但是依旧深陷中之人风险困局。2024 年2月5日，东京，彩虹社单方面解约当红VTuber Selen Tatsuki—— 她此前因 "有毒的工作环境" 住院 —— 股价两天跌逾 13%，粉丝发起 "沉船" 运动，赞助商撤离，而她改名 Dokibird 重生，活得比在彩虹社时更好。

3. 相比于大众传媒，更注重个人交互。与上一阶段虚拟偶像广泛利用大众传媒扩展影响力收割粉丝经济不同，本轮虚拟偶像业态更注重IP与用户个体的交互，即依赖app、agent等新载体和新的交互形式完成偶像经济的闭环。大众传媒只承担影响力扩张的附属职能。

这是一种制度妥协的必然，在生态位被占领，公共表达空间被挤压，虚拟偶像可能会成为杀死年轻人公共空间的最后一根稻草。

学院派认为：”年轻人在追星过程中已经展示出了卓越的组织能力、无条件的投入意愿和惊人的集体协作效率。这些素质放到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转折关头，都是推动真实变革的基本要素。而此刻，他们被整个倒进了一个精确复制着政治斗争全套形态，却不指向任何政治目标的封闭回路里。形式完好无损的保存着，内容却被整个清空了。而一个社会到底要堵死多少条通往公共生活的路，才能让他的年轻人心甘情愿的把这份组织才能，这种不计代价的热情，这股用到任何地方都足以移山的集体意志，交付给一个偶像在排行榜上的名次？”

而站在制度设计者的层面，他们还会发出假惺惺地谴责：为什么当代年轻人要把精力花在毫无意义的追星上？

当然，这种追问本身也是制度设计的一部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针尖”，作者：年纪轻轻干这个，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