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期选举，怎样影响中国出海企业？

复旦《管理视野》·2026年09月29日 11:42

两院之外，应关注州长之争

一家计划投资约24亿美元的电池材料工厂，获得了州政府支持，却在小镇政府的一场罢免选举后遭遇转折；一家电池企业原拟获得2亿美元联邦补助，在国会议员持续质疑后补助最终落空。

这些案例并不都由选举直接导致，却指向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时容易低估的一个问题：工厂落在当地，并不意味着政治风险已经完成评估。签署协议时支持项目的官员可能离任，原本承诺的补助可能受到国会追问，已经谈妥的交易也可能在政府更替后被重新附加条件。

企业面对的从来不只是一个“美国政府”，而是权限不同、利益未必一致的联邦、州和地方政治力量。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陆雄文曾强调，企业融入当地，除了建立本土化团队，还应与当地政府、社区、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保持良好关系。他同时提醒不能把一国当下的友好态度等同于长期政治安全。

放到地方投资中，这意味着企业需要建立比招商协议更广泛的支持基础，让就业、采购和公共投入的收益能够被当地社会理解。当然，社区融入不能保证项目免受政治冲击，但仅有少数官员的支持，也不足以证明企业已经获得当地接受。

2026年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将再次调整这些力量之间的关系。对企业家而言，值得关注的不只是共和党能否守住国会，更是几笔具体的经营账：谁还能够兑现招商承诺，谁有权阻止项目推进，哪些补贴和许可需要重新评估，以及原本不在企业视野中的议员是否会成为影响投资的关键人物。

围绕这些问题，“复旦商业知识”与Policy Nexus 汇策咨询政策分析师鲁鑫煦、苏宇翔等展开对谈，从国会与州长选举的不同逻辑出发，讨论了美国政治权力的变化将如何传导至企业经营，以及中国出海企业应当关注本次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哪些地区和席位。

Policy Nexus是一家创立于华盛顿的政策与管理咨询机构，长期深耕北美市场。公司创始团队兼具国际关系学术与政策实务背景，从政策、产业与文化等角度分析中国企业出海面临的问题，提供政策沟通、公共叙事及法律合规方面的咨询，协助企业评估海外业务战略与相关风险。

本文为系列第一篇，观点结合了对谈内容和《管理视野》编辑对相关政策和企业案例的梳理。

美国中期选举在总统四年任期中间举行，并不重新选举总统，但会改变总统此后两年面对的国会权力格局。2026年的主要投票日为11月3日，联邦层面将改选众议院全部435个席位，以及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35席；后者包括33个正常届满席位，以及佛罗里达州和俄亥俄州的两场特别选举。

图源：美联社

联邦之下，36个州将选举州长，包括中国企业投资较为关注的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佐治亚州、田纳西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等；关岛、北马里亚纳群岛和美属维尔京群岛也将举行行政首长选举。此外，不少地方还将选举州议员、总检察长及地方官员。同一张选票可能同时涉及联邦立法、州政府监管和地方公共事务，而这些不同层级的权力都可能影响一家企业能否取得许可、获得补助或推进工厂建设。

截至目前，2026年中期选举的整体政治环境明显不利于共和党，但众议院、参议院、州长三大战场走势并不一致。众议院易手概率较高，民主党争夺多数席位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参议院已从年初共和党占优演变为高度胶着态势，共和党仅保持微弱结构性优势；州长选举则更偏向地方博弈，民主党确实拥有不可忽视的进攻势能，但还不足以形成一场全国范围的“蓝色浪潮”。

中期选举本质上是一次针对现任执政党的民意公投，相当于总统所属政党的“期中考试”。选举结果还将重新分配美国政治体系内部的权力：众议院多数党掌握委员会主导权，决定调查方向与立法议程；参议院左右法案落地与高级官员人事任命；各州州长则直接主导本地产业导向、投资环境与监管规则。

因此，看待2026年中期选举，不应该只盯着两党最终拿到多少席位，更值得关注的是，选举之后的两年，美国政策制定与执行层面的权力结构将如何重构。

两个容易被忽视、但可能左右结果的变量

第一个变量是规模异常的“周期中选区重划”。所谓选区重划，是指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后重新划定国会选区边界，本质上就是通过调整地理边界，来集中或者稀释特定政党的选票基础，历来都是两党争夺众议院控制权的核心工具。本轮多州并非因人口变动，而是因法院判决与党派博弈，在中期选举前主动改图。得州率先重划国会地图，加州通过第50号公投案反击，随后多州连锁跟进，已覆盖10个州、近四成众议院席位。它改变了全国民意转化为议席的“兑换率”——粗估共和党可能因此净得约5席，哪怕其全国普选小幅落后，也可能靠更有利的选区结构守住众议院。

第二个变量是民生焦虑下的“分裂投票”。部分特朗普支持者的松动，表现为投票意愿下降或“分裂投票”（仍认同特朗普，却在国会、地方选举中把票投给有较强个人品牌的民主党候选人）。这也是为什么艾奥瓦、得克萨斯、阿拉斯加乃至俄亥俄等特朗普在2024年明显获胜的州，今年仍然可能出现打得胶着的原因。特朗普在农村选民中的净支持率已从2025年初的+20跌至今年5月的-14；在胜负仅差一两个百分点的边缘席位，这种松动足以改变结果。

两院之外，也应关注州长之争

众议院全部435个席位每两年重新改选，选区较小，议员个人辨识度有限，很多选民投票并不是针对候选人本人，更多是对总统及其政党整体表现表态。这使得众议院对短期经济和政治环境变化的反应比参议院敏感得多。结合当下，宏观风向整体偏向民主党，如果没有重大黑天鹅事件，目前我们预判民主党有很高概率拿下众议院。

参议院的竞争逻辑完全不同。参议员任期六年，每次仅改选三分之一，制度设计对短期政治风向的传导有天然缓冲。选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候选人实力、州的固有党派底色以及党内初选结果。从现实门槛来看，当前共和党以53：47控制参议院，民主党不仅需要守住自身全部关键席位，还需要净增四席才能拿到多数。

如果最终形成50：50的席位分布，副总统万斯可凭借决定性投票帮助共和党维持参议院控制权，但这种多数极为脆弱，任意一名共和党参议员都可能成为左右政策走向的关键变量。对比现在53∶47的格局，50：50会给政府政策推进带来很大不同，尤其体现在人事任命、跨党派谈判以及争取个别议员支持等环节。

州长选举更容易受到本地议题和候选人个人声望影响，民意风向不会像众议院选举那样直接、大幅度传导。本届州长选举还有一层长远影响：新任州长的任期会覆盖2030年人口普查，普查之后美国会重新划分国会席位与选区边界，多数州的选区方案需要州长签署生效。这一轮州长之争，争夺的不只是未来四年的本地政策，也可能影响2030年代的国会版图。

州长选举对具体落地项目的影响往往比国会更直接。国会决定宏观政策边界，而州政府掌握税收减免、现金补贴、产业贷款、园区与路网水电配套、依托州立高校和社区学院的劳动力培训，并主导绝大多数审批许可与监管节奏。不同州长会重新定义“什么投资值得支持、支持到什么程度、企业要承担什么条件”。州长之外，项目落地所需的分区、许可与水电道路配套权限，进一步分散到同样由本地选举产生的镇务委员会与县监事会，“就业+税收”的逻辑一直下沉到县镇一级。

这也是为什么企业不能把落地所面临的风险全部归因于一次选举，但它清楚显示州政府的招商承诺，并不能替代掌握具体审批权的地方政府持续配合。一个项目能否落地，决定权分散在多层、多个主体手中。州政府可以提供补贴和税收优惠，但土地分区在镇委会、用水许可在流域管理区、环保审批可能在郡一级、道路接入需郡交通委员会批准；这些机构成员多由本地选举产生、有各自的选民压力，并不向州长负责。因此尽职调查必须下沉到县镇，在选址阶段就预判——如果项目变成地方政治议题，谁会主导、谁会动员、要跨过什么门槛、谁会反对、反对者拥有哪些法律工具。

对华战略方向已法案化

中期选举对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影响，需要分层来看。大的战略方向所受影响非常有限，但政策工具、执行节奏和关键人事三个层面需要格外注意。

过去几年，美国已经把关键技术、敏感供应链、资本流动和数据安全全面纳入经济安全框架。这个大方向已经形成稳固的跨党派共识，不是一次中期选举就能逆转的。真正会因为选举结果改写的，是关税以什么形式落地、国会调查向哪个方向发力、国会和白宫谁主导政策节奏。

美国对华经济限制已在过去数年里逐渐从行政裁量沉淀为成文法律。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是典型载体，它纳入了《生物安全法案》和《全面对外投资国家安全法案》：前者确立联邦机构与特定中国生物技术企业合作的法定限制框架，后者第一次以立法形式固定对华投资审查制度，两项条款均以跨党派多数通过。

再加上《芯片与科学法案》等既有框架，可以看到一个以成文法为骨架的政策实体。无论11月哪一党控制国会，把中美经贸核心议题放入“国家安全”框架处理的思路都不会出现战略性反转。这不代表限制会一直加码，也不代表所有行业都没有调整空间。稳定的是风险认知和整体框架，具体限制范围、行业优先级和执行松紧度仍有浮动空间。

国家安全框架并不意味着所有交易都会被一概否决，但获准推进的交易可能已经不同于企业最初设想的方案。2018年，中远海控收购东方海外国际时，旗下美国长滩集装箱码头业务成为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CFIUS）审查中的关键事项。为解决审查中的国家安全关切，交易相关方签署协议，承诺将该码头业务出售给美国有关部门认可的无关联第三方，并在出售完成前将相关资产交由独立信托管理。该收购随后获得了CFIUS放行。

2019年，东方海外以17.8亿美元的对价出售长滩码头业务，同时安排了一份为期20年的码头服务协议。企业保留了使用码头服务的商业联系，放弃了对相关资产的所有权。这一案例说明，审查结果不只是“批准”或“禁止”两个选项，还可能通过资产剥离、独立管理和持续经营安排重新划定企业可以参与的范围。对出海企业而言，政策存在协商空间并不等于国家安全要求有所松动，但可能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调整交易结构等方式实现部分商业目标。

两党的区别更多体现在工具选择

方向不会动，但用什么工具落地，两党的偏好差异很大，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关税。分歧主要集中于应该针对谁、以什么理由使用，以及总统应该拥有多大的单方面裁量权。

民主党内部同样有很强的对华贸易强硬共识，尤其是在半导体、关键矿产、电池和汽车等战略产业。定向的对华关税不会因为民主党掌控国会就自动松动。真正的区别在于，民主党整体更反对特朗普式的“广谱关税”，即把关税作为广泛的谈判和施压工具，同时向中国、加拿大、墨西哥及其他盟友大规模加税。他们更倾向于把关税与具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产业安全和供应链风险挂钩，并通过盟友协调共同对华施压。

共和党也不是全员认同广谱关税。农业州和制造业州的传统自由贸易派共和党人一直担心，关税推高投入成本、引发报复并损害本州出口。只是特朗普对党内初选和选民基本盘的影响力仍然很强，很多议员即便存在分歧，也不愿公开与白宫对立。

如果民主党赢得众议院，更可能发生的不是美国降低对华关税，而是国会加强对总统广泛使用关税权力的约束，在税率上区分中国与盟友、战略产业与普通商品，同时更可能叠加劳工、人权、供应链透明度和产业补贴条件。

两届政府的政策实践已经显示出工具选择上的差别。2025年4月，特朗普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以贸易逆差等问题为由宣布广泛的“对等关税”，征税对象包括美国多个盟友和主要贸易伙伴。白宫同时明确会根据贸易伙伴是否采取报复措施、是否作出贸易与安全政策调整，提高或降低税率。虽然这一做法今年2月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无效，却也说明对共和党而言，关税不仅是保护特定产业的工具，也是推动其他国家在谈判中让步的筹码。

相比之下，拜登政府在半导体领域采取了更集中于特定技术和产业环节的政策组合：2022年出台针对中国的先进计算芯片与半导体制造相关出口管制；2023年公布《芯片与科学法案》的补贴护栏，限制接受资助的企业在此后十年内于中国等“受关注国家”实质性扩大相关半导体产能；同时推动与日本、荷兰协调设备出口限制。出口管制约束技术获取，补贴条件影响企业投资布局，盟友协调则减少企业从其他供应来源绕开限制的空间。这不是限制更少，而是更多通过技术门槛、资金条件和供应链规则影响企业决策。

这种区别的核心在于两党政策重心与实施方式不同。对中国企业而言，广泛关税首先改变的是订单利润、交付价格和产地选择；出口管制与补贴护栏则可能进一步改变设备能否采购、合作伙伴能否扩产，以及供应链可以如何组合。因此，即使国会对总统加征关税的权力形成更强约束，也不能据此推断企业面对的技术和产业限制会同步放松。

监督不会消失，企业可能成为党争棋子

在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讨论中，众议院“中国特别委员会”的身影时常出现。但实际上它并非常设委员会，没有法定的自动延续性，也不具备正式立法管辖权。其核心职能是调查、听证和出具政策建议，最终立法仍需移交筹款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等常设机构。但没有立法权，并不妨碍它成为两党对华战略的核心载体。也正因它是这样一个没有立法权、却承载跨党派共识的特设机构，其存续本就不像常设委员会那样理所当然——它已经从两年前“默认延续”的跨党派共识项目，变成了如今充满党派博弈变数的政治议题。这个载体如何发力、能否继续存在，取决于谁是多数党。

如果民主党拿下众议院，这个委员会可能不再只是两党在对华问题上的协商平台，也会成为多数党监督现任总统对华政策的工具。对华强硬的共识仍在，但共识的政治目的可能从“两党联手应对中国”转向“国会多数党制衡行政分支”。

换言之，对华政策本身不会因为众议院的党派更替而放松，反而可能成为民主党牵制特朗普政府、为2028年总统大选积累政治议题的重要抓手。

民主党可以通过听证会、传票和文件调取调查特朗普政府的决策过程。虽然名义上被调查的是行政部门，但涉及其中的中国企业仍会进入听证记录和调查材料。中企被点名的频率不一定下降，只是身份可能从“被监管的直接对象”，变成国会党争里的“连带靶子”。

这不只是声誉风险。一旦被卷入国会调查，相关客户、投资人和合作伙伴可能被迫重新评估交易风险，行政部门也可能在政治压力下重新审视相关决定。共和党主导下，中企更需要防范被直接纳入新的限制规则；民主党控制众议院时，则要特别防范某项交易、豁免或政策利好因美国国内党争而被重新政治化。

这一“委员会主导监督、企业随之成为靶子”的逻辑在药明康德身上有最直接的体现。2024年1月，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时任主席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牵头提出《生物安全法案》，拟限制联邦机构与特定中国生物技术企业合作，包含药明康德在内的5家中企被直接点名，相关企业市值与合作预期随之明显承压。该法案2024年9月在众议院压倒性多数通过，但未能进入当届国会的最终立法议程，未获通过。

2025年12月，修改后的《生物安全法案》作为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一部分签署生效，文本不再点名具体企业，而是把“受关注企业”的认定与国防部1260H清单等机制挂钩。2026年6月药明康德正式被列入该清单，目前药明康德正在以诉讼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可见针对特定中国企业的监督不会因一次选举或一次诉讼而消失，反而可能从“直接点名”转向“清单化、机制化”，企业仍可能在两党强硬共识与党争需要之间成为靶子。

不过机制化也意味着可预期性和可争辩性，名单有了法定公布期限、过渡期安排和司法审查通道，企业得以从被动承受转向按规则逐案抗辩。压力不会退场，但可以从政治表态转变为可以计算、可以对冲的经营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