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汽车:下半场的战争,拼的不是电池

东针商略·2026年09月02日 19:54
更大的局是什么?

2026年8月,成都车展。

比亚迪包下一整个展馆,奇瑞五大品牌集体登场,小米两款新车全球首秀。

热闹归热闹,但走遍全场,几乎没有一家车企把“电池续航”当成最大的卖点来喊。

往前推五年,情况完全不一样。

那时候新车发布,续航破六百、破八百,充电半小时、一刻钟,都是可以拿来做整场发布会高潮的硬指标。

消费者买电动车,第一句话问的也是“能跑多远”。

电池,就是新能源车的心脏,是所有人盯着的命门。

现在没人刻意去提了。

为什么?因为这场仗打完了。

2026年上半年,宁德时代一家公司的净利润超过430亿元,比国内十家上市整车企业加在一起还多。

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名里,中国企业占了七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72%。

比亚迪的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技术已经量产装车,兆瓦级超充让“充电像加油一样快”从口号变成了日常体验。

更关键的是,电池安全的国家标准已经明确:热扩散后两小时不起火、不爆炸。

这个标准,是全球最严的。

当一个核心零部件的产业格局基本定型,当头部企业的技术代差拉大到追赶者需要五年以上才能弥合,当安全、续航、充电速度这些痛点被逐一解决,电池就不再是决定胜负的变量了。

它变成了入场券。

没有这张券,你上不了牌桌;但拿着这张券,也保证不了你能赢。

真正决定下半场输赢的,是另外三件事。

活下去的门槛变了

大众汽车集团CEO奥博穆在8月份的内部采访里说了一句很重的话:“我们的处境已经不只是严峻,而是非常危急。”

大众的欧洲业务回报率只有3.8%,这个数字在燃油车时代或许还能勉强维持,但在电动化和智能化的转型期,根本不够为新技术、新产品和生产基地提供持续的资金。

蔚来创始人李斌说,中国汽车行业已经进入“最残酷的决赛阶段”,未来两三年就是决定谁能留在牌桌上的关键窗口。

Lucid的新任CEO也说:“潜力不等于业绩。”这家公司一直以电驱效率和整车工程能力著称,技术层面拿得出手的东西不少,但账本上的数字始终难看,现金消耗快,产品延期,最后不得不推迟中型车项目。

这几个大佬所说,其实突出了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变化,汽车行业的评价标尺正在从“销量”切换到“现金流”。

燃油车时代,一家车企只要产品线够宽、渠道够广、品牌认知够强,销量规模本身就是安全垫。

卖得多,利润就厚,利润厚,就能继续投研发、扩产能、养渠道,形成一个正循环。

但这个循环在新能源时代断了。

因为智能电动汽车的资产属性完全不同了。

一辆燃油车出厂之后,它的价值衰减基本是线性的,三大件的技术成熟度很高,五年八年之后的核心体验和当初差别不大。

所以车企可以按制造业的逻辑来算账,今天的投入,换来未来十年稳定的现金流回报。

智能电动汽车做不到这一点。

它的软件部分贬值速度极快,今年买的车,明年OTA推送的新版本可能就把座舱交互的逻辑整个换掉了。

芯片算力、算法能力、数据闭环能力,迭代周期都是以月甚至以周来计算的。这意味着车企每年都要投入巨额研发费用,而且这笔钱投下去之后,对旧车型的保值率反而可能是一种伤害,新车越来越聪明,旧车就显得越来越笨。

这样一来,传统制造业的估值模型就失效了。

资本市场不再按“制造企业的现金流折现”来给车企定价,而是按“科技平台加数据资产”的逻辑来定价。

这也是为什么比亚迪和特斯拉的市值能把大众甩开几条街,不是因为卖得多多少,而是因为资本市场认为这两家公司的资产结构里,有大众不具备的东西。

反过来看,那些销量还不错但现金流吃紧的车企,处境就很危险了。

因为资本市场不会无限期为“可能成功”买单。

一旦融资窗口关闭,技术故事讲得再好听,也得回到最朴素的生存问题上,即账上的钱,还能撑几个季度?

所以下半场的第一场战争,拼的是资本耐力。

不是谁的车卖得最多,应该是谁的钱袋子最深、最稳,能在一轮又一轮的技术军备竞赛中坚持到最后,把对手耗到出局。

快与慢的矛盾

2026年8月,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在社交平台上说了一句话,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他说:“我敢说,长城汽车36年来,没有造过一辆‘速成车’。”

“速成车”的问题很尖锐,为了抢上市窗口,有些企业可能压缩甚至删减了必要的安全验证、耐久测试和道路试验,让还没经过完整测试的产品提前进入市场。

与此同时,梅赛德斯-奔驰CEO康林松在接受采访时承认,整个行业可能在数字化控制上走得太远了。

他说奔驰会重新引入部分实体按键,因为越来越多的功能被塞进触摸屏菜单之后,驾驶者需要付出更多的操作层级和注意力成本。

“实体按键的最低点已经过去了,但大屏幕的最高点还没有到来。”

这两个人说的是两件事,但也是同一个矛盾,技术进步的速度,和工业验证所需要的周期,正在发生正面冲突。

电动化平台、数字化研发、仿真计算、并行开发,这些工具确实可以大幅缩短新车的研发周期。过去一款全新车型从立项到量产,没有三四年下不来;现在很多车企能做到十八个月甚至更短。

供应链的快速集成也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只要核心部件都是成熟供应商提供的、经过验证的,把它们组装在一起的整车,可靠性就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汽车不是手机,手机死机了,重启一下就行,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失控,没有重来的机会。

材料老化、热管理、软件冲突、结构疲劳、极端工况,这些问题往往不会在实验室里全部暴露,需要真实道路和足够的时间来验证。

仿真计算可以加速这个过程的某一部分,但不能完全替代。

问题在于,市场不等人。

当竞争对手三个月推一个改款、半年上一个新车型,消费者对“新车”的期待阈值被不断拉高,那些坚持更长验证周期的企业,在终端市场的感知上就会显得“动作慢”。

这是实实在在的压力。

魏建军的话,其实是在争夺定义,定义什么才算一辆合格的、可以交付给用户的车?是完成了所有必要验证的车,还是只要核心参数好看就可以先卖出去再说的车?

这个问题的答案,直接关系到整个行业的信任基础。

如果有一天消费者开始默认“新车不一定是完整的车,买完还得等OTA慢慢补”,那整个市场的逻辑就变了。

就像电子消费品行业曾经发生过的那样,消费者从期待产品“到手即完美”,变成接受“先买到手,再等更新”。

这个心理预期一旦形成,车企就有了降低出厂标准的空间,而承担风险的,是坐在驾驶座上的普通人。

所以下半场的第二场战争,拼的是工业底线。

谁能在追赶速度的同时,守住安全、质量和耐久性的底线,谁才有资格在下半场继续存在。

速度当然是竞争力,但只有速度而没有底线的企业,本质上是在透支整个行业的信用。

产业链由谁说了算?

宁德时代上半年净利润超过430亿元,这个数字超过了国内十家上市整车企业的利润总和。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它说明了,在智能电动汽车的产业链上,利润的大头已经不在整车厂手里了,而是流向了上游,如电池、芯片、智驾方案、算法平台。

这些环节的“智力密度”和“不可替代性”都高于整车组装,所以它们拿走了产业链上最厚的利润。

这让很多整车企业感到不安。

阿维塔科技总裁陈卓说:“品牌必须守住算力调度、整车解决方案层面的独立性,避免沦为硬件整合商。”

阿维塔是长安、华为、宁德时代三方合作的产物,它最有资格说这句话。

因为它的智驾方案来自华为,电池来自宁德时代,如果自己不掌握核心的系统集成能力和产品定义权,那阿维塔这个品牌就只剩下一个外壳,即渠道、组装和品牌包装。

这层外壳的附加值,是产业链上最薄的。

理想汽车创始人李想也回应了,说要自己干。

理想开始交付自研的马赫M100芯片,并且计划把自研电池逐步搭载到全系车型上。他说理想的目标是“像苹果和华为一样,把面向未来的核心技术壁垒掌握在自己手里”。

但这里有一个悖论,全栈自研意味着巨额的、持续的研发投入。芯片、电池、算法,每一个领域的门槛都高得吓人。

如果没有足够大的销量来分摊成本,自研反而会变成拖垮企业的成本中心。

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自研”,而在于“哪些能力必须自己掌握,哪些可以交给供应商”。这个分界线怎么划,直接决定了一家车企在下半场的生存空间。

如果车企把智能驾驶方案、电池系统、座舱体验全都外包给强势供应商,那它在产品定义上就会越来越被动。

供应商的迭代节奏,决定了车企的新车节奏;供应商的差异化能力,决定了车企的产品差异化程度。

最后的结果就是所有的车都长得差不多,用着差不多的功能,唯一的区别只剩价格。

那就回到了最残酷的价格战逻辑。

如果车企什么都自己做,投入太大,风险太高,一旦销量不达预期,财务上的窟窿很难填。

所以下半场的第三场战争,拼的是产业链上的话语权。

这个话语权不是简单的“谁更强势”,它势必是动态的平衡能力,车企要在核心体验相关的环节上保持足够的技术纵深,同时在生产制造相关的环节上充分依赖专业分工,最终实现成本和差异化之间的最优解。

这个平衡点,每家企业都不一样。

比亚迪选择垂直整合,从电池到芯片到整车全链自研;华为选择做深度赋能的供应商,不造车,但把智能化的核心能力握在自己手里;零跑选择“全域自研”,把占整车成本65%的零部件都纳入自研自制体系。

不同的路径,对应的是不同的资源禀赋和风险偏好,没有标准答案。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在这场权力再分配的过程中,车企如果只是被动接受供应商的方案,不参与核心技术的定义和迭代,那它在产业链上的位置就会越来越边缘。

利润会继续向上游集中,品牌会继续空心化,最终变成供应商的“渠道商”。

更大的局是什么?

如果只看企业层面的竞争,也不行,我们一定要了解整个产业背景,乃至经济背景。

中国汽车企业在这几十年前是全球化规则的学习者和接受者,排放标准是欧洲定的,安全碰撞标准是欧美主导的,连产品定义本身——什么是一辆“好车”,也是由跨国公司来设定的。中国车企能做的,是在别人的框架里尽量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现在,这个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中国出台了全球最严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热扩散两小时不起火不爆炸。

这个标准的严格程度,超过了欧美现行标准。新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国家标准要求,L3、L4级自动驾驶的安全水平不得低于合格且专注的人类驾驶员。

这些标准的意义在于它们不再是跟随性的,而是开创性的。

当中国的标准足够严、足够好,其他国家在制定自己的标准时,就会倾向于参考中国标准。

这就是规则输出。

再看产品定义层面。

“彩电、冰箱、大沙发”曾经是一个带有调侃意味的说法,形容中国新能源车的座舱配置过于堆料。

最近呢?跨国车企的座舱设计方向已经被中国消费者和中国车企带跑了。

大屏幕、副驾娱乐屏、车载冰箱、零重力座椅,这些配置正在从中国市场的“内卷标配”变成全球市场的“新潮流”。

这同样是一种规则输出,也就是中国车企在重新定义“一辆好车应该有什么”。

在补能领域,蔚来用了八年时间建设了超过4000座换电站,把换电模式从“小众路线”做成了“可运营的商业模式”。

宁德时代正在把换电技术带到欧洲,与英国的能源公司合作建设换电超级枢纽。

当中国的技术方案开始嵌入其他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这种影响力的深度就远远超过了“卖了多少辆车”的层面。

更值得关注的是全球南方市场。

在巴西、泰国、南非,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做法越来越不像传统的“出口商”,而更像“产业共建者”。

比亚迪在巴西不只是卖车,还在建设电池材料加工能力;长安在泰国建设的生产基地,集成了光伏发电和中水回用技术;吉利入股马来西亚宝腾汽车之后,赋能技术和管理,帮助这个民族品牌扭亏为盈。

这种“在哪里为哪里”的模式,本质上是在别的国家构建与中国技术路线兼容的产业生态。一旦当地的供应链、服务网络、人才体系和商业模式都围绕中国技术标准运转起来,那未来的市场准入、技术合作、政策协调,都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中国方案。

这是一种更深层的规则嵌入。

所以下半场的第四场战争,拼的是规则定义。

这个规则权不是靠会议室里的谈判争取来的,而是靠产品、技术、标准和商业模式在真实市场中的长期渗透积累起来的。

它见效慢,但一旦形成,就不容易被逆转。

现在电池的竞争似乎打完了,但更大的仗才刚刚开始

电池这件事,中国产业链用十几年时间把它从“卡脖子”的软肋打成了“全球最硬”的长板。这个成果是真实的,也是稳固的。但它的意义在于为中国车企赢得了一张继续参赛的门票,而不是直接送上一个冠军奖杯。

下半场的仗,难度更大,维度也更多。

它考验的是企业的资本结构能不能扛住连年巨额研发投入的消耗,考验的是工程体系能不能在疯狂的迭代节奏中守住安全和质量的底线,考验的是整车厂能不能在利润不断向上游集中的趋势中保住产品定义权,考验的是一个国家的产业体系能不能把自己的技术标准、产品逻辑和商业模式输出到全球。

这些事情,没有一件是发布会上一句“续航突破一千公里”就能解决的。

它们需要的是更长的耐心、更深的积累,以及更清醒的自我认知。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崛起,前十年靠的是“把电池做到极致”的专注。

下一个十年,需要的是另一种能力,那便是在电池之外,建立一套完整的、可持续的、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规则体系。

电池这一仗,中国赢了,接下来的仗,才是真正决定“汽车强国”成色的那一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东针商略”,作者:东针商略,36氪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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